尽管秦国在邯郸之围中遭遇挫败，但其主要力量并未遭受重大损失。因此，在稍作整顿之后，秦昭襄王于公元前256年发兵攻打西周君，迫使西周君献出三十六个属邑、三万户人口以及尚未散失的宝器。同年，周赦王驾崩，由于无嗣，周朝的祭祀就此断绝，九鼎也被迁往秦国。公元前249年，秦庄襄王进一步灭掉了位于巩的东周，使得周王室比其他六国更早地灭亡。公元前256年，秦昭襄王已步入暮年，名将白起因被猜疑而遭到杀害，而继位的两位君主分别在位仅三天和三年，秦王政则在年幼时即位，这些因素都对秦国统一事业的迅速推进产生了影响。

在秦始皇执政时期，秦国已经崛起为七国中最强大的国家。然而，由于始皇当时年仅十三岁，国家大权实际上掌握在吕不韦手中。吕不韦通过招揽宾客和游士，意图吞并其他六国，他让宾客们各自贡献所知，编纂成八览、六论、十二经，总计二十余万字，以此来塑造自己的声望。庄襄王去世后，吕不韦与始皇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。始皇九年，太后宠爱的嫪毐发动叛乱，结果被诛灭三族，太后也被迁至雍地。尽管此事牵连到吕不韦，但由于他过去对先王的贡献巨大，加上众多宾客和辩士为他辩护，他并未受到法律制裁。始皇十年，采纳齐人茅焦的建议，始皇将太后从雍地迎回咸阳，并免去吕不韦的相位，命其离开咸阳前往封地河南。到了始皇十一年，吕不韦在封地一年多，宾客和使者络绎不绝，始皇担心发生变故，便致信吕不韦质问其对秦国的功绩和亲缘关系，并命令他与家人迁往蜀地。吕不韦害怕被诛杀，最终选择饮毒自尽。自此，秦国的实权才真正回到始皇手中。

公元前237年，始皇亲政，重用尉缭和李斯。尉缭建议利用秦国的强大，通过贿赂诸侯的豪臣来破坏他们的联合，认为只要花费不超过三十万金，就能使诸侯国分崩离析。李斯也提出了类似的策略，秦王于是秘密派遣谋士携带金银财宝游说诸侯，对那些可以被财物收买的名士给予厚礼，对那些不肯屈服的则用利剑解决，破坏他们的君臣关系，随后秦王派遣良将跟随其后，加紧策划灭亡六国的行动。

在战国七雄中，韩国实力最弱。公元前233年，韩王安受到秦国的胁迫，不得不向秦王称臣。公元前231年，韩国将剩余的南阳地区割让给秦国，秦国任命内史腾为南阳的代理长官。紧接着在下一年，秦国内史腾率军攻打韩国，俘虏了韩王安，并彻底消灭了韩国，将原韩国领土设立为颖川郡（参见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、《史记·韩世家》）。

公元前229年，秦军将领王翦和杨端和率领大军进攻赵国，却遭到了李牧和司马尚的顽强抵抗而败北。赵国的宠臣郭开收受了秦国的贿赂，散布谣言称李牧和司马尚企图谋反，导致赵王误信谗言，将李牧杀害。翌年，王翦再次率军大败赵军。赵国的公子嘉带领数百族人逃往代郡，并自立为代王。然而，六年之后的公元前222年，代国终究未能逃脱被秦军征服的命运。

公元前227年，秦国派遣王翦和辛胜攻打燕国，燕国与代国联军在易水以西进行抵抗。到了次年，秦国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势，攻陷了燕国的都城蓟城，迫使燕王喜迁都至辽东郡。秦将李信继续追击，燕王喜为了求和，不得不杀害太子丹。公元前222年，秦国又派王贲攻打辽东的燕国，最终俘虏了燕王喜，燕国灭亡。

公元前225年，秦国又派王责攻打魏国，魏国军民在大梁城坚守。秦军采取策略，引黄河水淹城，经过三个月的围攻，大梁城最终被水冲毁。魏王假被迫投降，随后魏国也随之灭亡。

公元前225年，秦国派遣李信和蒙武率军攻打楚国，初战告捷。然而，楚军趁秦军松懈之际，迅速反击，连续追击三天三夜，最终大败李信的部队（参见《史记·王翦列传》）。随后，秦国调整战略，派遣王翦统帅六十万大军再度向楚国发起进攻，于蕲地（今安徽宿县东南）大败楚军，导致楚国将领项燕自杀。紧接着，秦军攻陷楚国都城寿春，俘获楚王负刍。到了公元前222年，王翦进一步平定了楚国的江南地区，降服越君，设立会稽郡，楚国至此灭亡。

在秦朝逐一灭掉韩、赵、魏、燕、楚五国的过程中，齐国的宰相后胜接受了秦国的贿赂，并且让他的宾客们也收受秦国的金子。他们共同劝说齐王放弃与其他五国的联盟，不再准备战争，也不协助五国对抗秦国（参见《史记·田敬仲完世家》）。五国相继灭亡后，秦军在公元前221年攻破齐国，俘虏了齐王建，齐国随之灭亡。

从公元前232年开始，秦国仅用了十三年的时间，就成功地消灭了山东的六国，完成了对海内统一的伟大事业。

秦国之所以能够完成统一中国的历史使命，是由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其中，各国人民迫切希望摆脱战乱的痛苦，以及秦在经济、政治、军事方面的显著优势，无疑是关键因素。

在战国时期，大规模的残酷战争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。正如苏秦所言，一场大战的代价，包括战死者的安葬费用、医疗开销以及车马武器的损失，是“十年耕作的田地收入也无法弥补的”（《战国策·齐策五》）。

据《战国策·秦策四》记载，在秦国的猛烈攻势下，韩、魏两国遭受了惨重的打击，民众遭受了极大的痛苦：“剖腹断颈，身首异处，尸骨暴露于荒野，头颅僵硬地散落一地，随处可见；父老和弱者被俘，一路上络绎不绝地被押送。”百姓生活困苦，家庭破碎，许多人流离失所，沦为奴隶，整个国家充满了悲惨的景象。在这种背景下，人民成为了战争的最大受害者，普遍怀有强烈的反战情绪。因此，墨子提出了“非攻”和“兼爱”的理念，主张停止攻伐，倡导普遍的爱。为了终结战乱，实现长久的和平，政治上的统一成为了迫切的需求。

在那个时代，人民心理趋向政治统一，而周天子的权威已不复存在，人们迫切需要一个精神寄托。因此，墨子提出：“那么，是什么让天下得到治理呢？正是由于推崇统一的义理作为政治原则。天下一旦得到治理，天子便总揽天下的义理，以统一于天。”（《墨子·尚同下》）。面对当时兼并战争的惨烈局面，“为了争夺土地而战，战场上尸横遍野；为了争夺城池而战，城下血流成河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上》），孟子也主张“统一”，并认为“只有不喜好杀戮的人才能实现统一”（《梁惠王上》）。荀子则认为“天下归心者为王”（《王霸》），意味着赢得民心，便能完成统一的伟业。《吕氏春秋》不仅强调了建立统一集权国家的必要性，还明确指出在建立统一集权国家的过程中，“民之所走（归向）”是不可忽视的问题（《功名》）。由此可见，追求政治统一在战国时期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，各家学派虽对“统一”有着不同的诠释，但这一诉求已不再是偶然现象。当时的思想家们所倡导的“四海之内若一家”（《荀子·王制》），其志向在于天下而非仅仅一国，这正反映了对统一的强烈要求。

秦国之所以能成为七雄之首，并且“足以消灭其他诸侯国，成就帝王大业，实现天下一统”，与商鞅变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。正如李斯所言，秦国“孝公采纳商鞅的法度，改变了社会风气，民众因此变得殷实，国家也变得富强。百姓乐于效力，诸侯国纷纷臣服。秦国攻取了楚国和魏国的军队，拓展了千里疆土，至今仍保持强盛。惠王采纳张仪的策略，夺取了三川之地，吞并了巴蜀，北上收复了上郡，南下夺取了汉中，囊括了九夷之地，控制了鄙、郢，东面占据了成皋的险要，割取了肥沃的土地，从而瓦解了六国的联盟，使他们向西臣服于秦，功绩延续至今。昭王得到范雎的辅助，废黜了穰侯，驱逐了华阳君，强化了公室权力，遏制了私家势力，逐步削弱了诸侯国的力量，最终使秦国成就了帝王大业”（均见《史记·李斯列传》）。这表明，经过六代君主的经营，秦国在经济、政治和军事上都具备了统一全国的条件。

秦始皇统一六国，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，结束了战国时期的分裂和混乱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秦始皇不仅完成了中原地区的统一，还进一步在秦、楚两国的基础上，对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统一，包括今天的江浙南部和福建一带的瓯越、闽越地区；统一了今天的两广地区，即南越地区；还击退了匈奴贵族对中原地区的侵扰，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幅员辽阔、统一的多民族国家。这一成就不仅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，也符合了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，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